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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是不是真的名符其实?

作者:颖颖女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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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我认为是!客观地评价宋仁宗,说他是位仁慈的君主一点也不过分。赵祯(原名赵受益,公元1010年-1063年),即宋仁宗,出生于宋皇都东京开封府,宋真宗赵恒第六子,母为李宸妃,宋朝第四位皇帝(公元1022年-1063年在位),是北南两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野史有狸猫换太子一说,清末小说家石玉琨《三侠五义》也有这件事的演义介绍,我们不去管它。赵受益不是由自己亲娘李宸妃养大的,而是由宋真宗第二个皇后(章献皇后)刘娥抚养长大的。宋真宗(赵恒)天禧二年(1018年),他被立为皇太子,才赐名赵祯的。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庆历三年(1043年)开展“庆历新政”。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建设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称“仁宗盛治”。嘉祐八年(1063年)崩逝,享年五十四岁。

  

宋仁宗是不是真的名符其实?

  宋仁宗仁慈宽厚、厉行节约。据说,有一次用餐,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身边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说我吃到了沙子,这可是死罪啊”。 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考虑到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甚至杀头。宋仁宗虽然贵为天子,但是他并不因此就过着奢华的生活,反而认为自己更应该懂得节制和自我约束。所以他穿的衣服和吃的东西,都是极为朴素的,据说一件龙袍穿了好几年。吃的也就是普通的几个菜。有年秋天,宋仁宗很长时间没有食欲,侍卫人员非常着急。有人给他送来了蛤蜊。宋仁宗看到蛤蜊,便问这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人老实回答说,是从外地运来的。宋仁宗问要多少钱,那人回答说每枚一千钱,共28个。宋仁宗非常生气,拒绝食用:“我常常告诉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了!你自己处理吧”!那时,国家当时发展得相当好,非常有钱。但在这样一位君王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下,百姓们自然也就崇尚节约,愿意把精力和心思放在国家发展和建设的大事情上来。宋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强国,跟国家的风气纯正、正确倡导和皇帝的榜样作用有很大关系的。

  宋仁宗善于纳谏,虚心接受正确意见。有一次包拯上述请求免掉三司使张佐尧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无能,不能尽到职责。典故“错把冯京当马凉”就是说这个张佐尧的。但是。张佐尧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此时,想当宣徽使。因此,宋仁宗就得有点为难,于是便想了办法,让张佐尧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认为这样也不妥,并且言辞更加激烈,宋仁宗生气地说:“你就是抓住张佐尧不放了?节度使是个粗官,你又何必如此计较呢”?包拯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吧”!包拯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收回成命。张佐尧原想当宣徽使,结果连节度使最终没能当成。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还想替其伯父美言,宋仁宗说:“宣徽使!宣徽使!今天上朝,包拯都把唾沫溅到我的脸上了。你只知道要你的伯父做宣徽使,你可知道包拯是御史吗”?还有一次,谏官王素劝谏宋仁宗不要过于亲近女色,应该用心于朝政。宋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的确将一些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就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们罢”。王素正言道:“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宋仁宗听了,虽然面有难色,心里不情愿。但还是命令太监说:“把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回来报告”。我们知道大宋有个清官包青天,你想,包拯之所以能够那么铁面无私,即使面对是有权有势的罪人也能一视同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宋仁宗这个明君在呀!只有君主能够给足臣子的决断力,臣子才能够刚直不阿,百姓们的权益才能真正得到维护,正义才能得到伸张。否则,哪里还有什么包青天呢?所以,宋仁宗在位期间,国家发展得非常好,犯罪率非常低。官员各行其是,老百姓安居乐业。

  宋仁宗不仅仁慈,而且十分爱才。宋代的兴学之风,就是从宋仁宗开始的。当时重才、选才、育才,是国家大事。在宋仁宗执政的第35年时,遇见了苏轼、苏辙兄弟俩。他殿前策试回来,高兴的对曹皇后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相才”。 狄青是仁宗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狄青出身贫寒,最初只是兵营中一名普通的士兵。后因对西夏作战时勇猛顽强,屡败敌军,而连升四级。之后又因1052年平定叛乱而被仁宗破格提拔为枢密使,成为当时北宋朝廷中掌握军权的最高长官。包拯最初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知县,后因铁面无私而被仁宗赏识,庆历三年(1043年)被仁宗调到开封任命为监察御史。晏殊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宋真宗时,晏殊14岁以神童入试,赐进士出身。宋仁宗即位后,将晏殊一路擢升,由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进礼部侍郎,拜枢密使、参加政事。加尚书左丞、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封临淄公等职衔。其他还有:范仲淹、孔道辅、韩琦、富弼、宋庠、宋祁、欧阳修、王安石等。这些能臣干吏如果没有当朝皇帝宋仁宗的支持,几乎是不可干成什么事情的。因此,宋仁宗时期,也被称为宋代人才最多的时期。

  

宋仁宗是不是真的名符其实?

  宋仁宗注重科技。他在任期间,鼓励大家发明创造,有了创新,就给予一定的奖励。中国“四大发明”,三项发明就出现在宋代。其中,两项发明就出现在宋仁宗时期:活字印刷和指南针(罗盘)。北宋时期,文化发达,人们对书籍需求大增,毕昇活字印刷应运而生。北宋对外贸易增多,造船、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沈括发明的指南针得到广泛应用。此外,燕肃还创制了新的“莲花漏”(一种计时器)。这大家都知道,就不在赘述。

  宋仁宗注重经济。经济是衡量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经济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年),户数是867万户,1993万口(丁男)。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增加到1246万户,2642万口(丁男)。宋仁宗时期国家人口增长了379万户,649万口男丁。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 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盛唐时,唐玄宗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200万缗。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4400万缗。“仁宗盛治”只是的商业货币税收一项,就是“开元盛世”的全部货币收入的10倍以上。中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官交子”就是在宋仁宗时期发行的。

  宋仁宗注重文化。重视文化人才的发掘、培养和选拔。他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一度贤相诸多,君子满堂。寇准、王曾、晏殊、鲁宗道,以及范仲淹、包拯、富弼、狄青、欧阳修、王安石。还有被仁宗朝简拔或科举入仕的“三苏”、沈括、米芾等,他们都是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和读书人的楷模和代表。散文“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的韩、柳两人,其他六个都活跃在仁宗时期。和唐诗并称宋词,就是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苏轼等一大批词人的推动下发扬光大的,说书、小说、杂剧等文学形式也在这个时期萌芽和发展的。

  宋仁宗注重医疗。他非常关心医疗事业和大众身体健康,对中医学传承和发展具有强烈意识。天圣四年(1026年),他认为针艾之法讲求精准,而前代古籍对穴位之描述纷繁错杂,易误导医者和救护。便诏令王惟一主持铸造针灸铜人为范。王惟一又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与之配合,由宋朝政府刻于石碑而颁行全国,为针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嘉祐二年(1057年),他在京城设立校正医书局,由当时权威医学工作者有组织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药典进行搜集考证整理、校勘推广,让许多北宋以前医书得以保存流传,对中国医学史和祖国医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仁宗注重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启用富弼,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宋仁宗全部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一条,因众多大臣反对而作罢。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再此上疏宋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考核绩效增多,希图侥幸的人深感“滥竽充数”不便。于是。他们大肆毁谤新政,指责范仲淹的“朋党”论再度沉渣泛起。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多的新政便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尽管范仲淹等改革失败,但改革已根植宋仁宗之心,在他后来执政中,还是慢慢得到了部分实现。

  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确保老百姓安稳幸福的生活,那么,老百姓所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能力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在宋仁宗执政的42年里,开创了“嘉佑之治(也就是‘仁宗盛治’)”。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可以说,处在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在整个宋朝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我们相信,如果没有宋仁宗仁慈、好性格的皇帝的话,北宋的发展肯定没有那么快。所以,清乾隆皇帝是非常欣赏宋仁宗的。尽管宋仁宗在军事、外交上出现重大失误(被西夏割去了不少土地)。但总的来说,功还是大于过的。

  宋仁宗在位时,大臣们曾联合上书,要求将“大仁至治”送给他,宋仁宗没有同意。不过,他驾崩后,人们还是给了他一个“仁宗”的谥(庙)号。作为一个性情文弱温厚的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并知人善任,有解决社会旧弊之心,因而,在他执政时期,名臣辈出,有太平治世之称。因此,有人说,“为人君,止于仁”。这个“仁”字,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1063年,宋仁宗皇帝辞世。当死讯传到辽国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握着宋使的手痛哭失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仁宗(赵祯)的死,宋朝百姓悲恸不难理解,因为他是一位仁慈爱民、心系百姓的好君主。但是,敌对国家居然也举国哀伤,这却有些出乎意料了。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不论在哪里,都会赢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的。所以,我认为宋仁宗是名副其实的!

  “为人君,止于仁”,可以说“仁”是一个极高的美谥号,这对宋仁宗来说已然是一个最高的赞誉。

  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曾评价宋仁宗道:“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这话有些过激,但不无道理。

  宋仁宗时期,北宋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百姓民不聊生,正因为如此,才有范仲淹等人力主的庆历新政。

  但是面对保守派官员的反对,甚至是哭诉,宋仁宗很快就心软妥协。

  宋仁宗的软弱不坚定,耳根子软,是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时候遇到紧急军情,堂堂一国之君会直接大哭,不知所措。

  史官和当时的文人笔记记载了很多宋仁宗“仁厚”的行为,这是弘扬仁教的需要,宋仁宗知道这一点,尽管他本性就很仁慈,但是有些时间不免有表演的痕迹。

  如宋仁宗曾在后宫弹雀射猎,左右给他一张后周太祖郭威的宝弓,他看后说郭威太心狠,杀气太重,连鸟都不放过,怪不得失天下。

  这就是惺惺作态了。

  历代官员都把宋仁宗看做仁慈的典范且是最高标准。

  这很多程度上是官员自己利益的需要——谁不希望有一个不对自己下重手的上司呢,及时犯错也不受重罚。

  北宋时期就有很多文人士大夫赞颂甚至是吹捧宋仁宗的仁。

  

宋仁宗是不是真的名符其实?

  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一则故事:

  会山东有王伦者焱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

  西夏元昊叛乱,前线将领战死,宋仁宗听到后竟然高兴,认为“必自警”,会有人来收拾元昊。结果后来元昊和谈了。

  这件事竟然值得宋人吹捧。

  宋人的吹捧还没完,元昊请服,仁宗又提醒预防盗贼,果不然发生了王伦起义,“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

  然而事实是,小小的王伦起义,竟然转战千余里,就是因为各地没有“预备”。

  我觉得宋仁宗的“仁”更多的是柔弱,赶上北宋一段较安定的时期,大臣们对他倍加推崇,若是换个乱世,宋仁宗的形象可能就不一样了,可能就是个庸碌之主。

  宋仁宗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赵祯,“仁宗”是他的“庙号”。

  在古代,皇帝死后,朝廷为评判他的一生,要为他议定“谥号”,他的灵位进入皇室的家庙——太庙,要有庙号。谥号和庙号原来都是一个字或两个字,如“文”、“武”、“景”、“真”等,但从唐玄宗开始,对自家先朝皇帝的谥号用字太多,夸耀太过,他将唐高祖的谥号“拉长”“加厚”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将唐太宗的谥号加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将唐高宗的谥号加成“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此后历代皇帝都对自己的先人不吝誉词,已故皇帝的谥号也越拉越长,清朝开过皇帝努尔哈赤的谥号甚至达到二十九个字,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倒是庙号,一直保持了一个字的传统为。因此,后人就“择简而从”,对故去的皇帝只称庙号。

  而庙号虽然简单,也是有褒贬含义的。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庙号的是商朝,当时就规定:“创立基业曰太,功高者曰高”,又如根据明代的《谥法解》:皇帝生前“经天纬地、修德来远、勤学好问、道德博闻、慈惠爱民敏而好学”可谥为“文”;“克定祸乱、保大定功、威强敌德、刚强直礼、刚强以顺、辟德斥境、折冲御侮、刑民克服”可谥为“武”,“文”和“武”就是“美谥”,而隋炀帝庙号为“炀”,《谥法》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则明显是“恶谥”。

  但是,在宋仁宗之前,却没有一位皇帝被定庙号为“仁宗”。恭、宽、信、敏、惠,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而仁,字面意义是二人,内涵则是此“仁”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以外的第二人、很多人,所以人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地以友爱、同情之心对待每一个人;后来发展为做人要效法天地,数字“三”代表“天、地、人”三才,“仁”则从二不从三,即要化掉人心,只怀天地心,以“天性善良、地德忠厚”之心为人处事;人有博爱心、包容心,自会产生仁爱心,是个人自我提升之道。《大学》中说:“为人君,止于仁”。在庙号中,“仁”无疑是最高评价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四百多位记录在册的皇帝中,能够被定议为“仁宗”这一庙号的,宋仁宗是第一位,后来也只有元仁宗、辽仁宗、夏仁宗、明仁宗、清仁宗等五位,而后五位似乎都有“过誉”之嫌。

  宋仁宗之所以被称为“仁”,并非徒有虚名,而是他确实“天性善良、地德忠厚”,能够以包容心、仁爱心对人对事,得到了当时人和后世的高度认可。

  首先,宋仁宗对朝中官员非常包容。

  仁宗嘉佑六年(1057),为选取优异人才,仁宗举行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举考试。制举考试是比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层次高一级、难度更大的考试。宋朝三百二十年历史中,考中进士的有四万多名,考中制举者却仅四十一人,相差1000倍,其难度可见一斑。当时苏轼、苏辙兄弟报名参加。但苏辙却在试卷里对仁宗大加挞伐,指斥仁宗“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苏辙的试卷引起考官的争论,一位考官认为苏辙不知仁宗的人品、作风,却仅凭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恶毒攻击”仁宗,简直“大逆不道”,不应录取,考官司马光则认为,苏辙敢于指正朝廷得失,无所顾忌,所谓“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要选拨的不正是这样的人才吗?应予录取。双方激烈争论,很长时间不能形成结论。最终仁宗指示:“朕举行制科考试,本意就是要选取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却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别给予功名。”苏辙终被录取。苏轼、苏辙兄弟一同被录取后,仁宗自得地说:“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仁宗非常宠爱一位张姓妃子,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在朝中任管理国家财政的“三司使”,“三司使”在朝中称为“计相”,地位仅低于宰相和枢密使,但张尧佐想借张贵妃的关系再进一步,兼任比三司使更为“清要”的“南院宣徽使”,仁宗也有意答应。一天仁宗离开后宫到前殿坐朝前,张贵妃追到宫门口嘱咐仁宗:“管家别忘了宣徽使!”仁宗答应着走了。但张尧佐、张贵妃的做法遭到了包拯等谏官的反对。当时包拯正在朝廷监察机构之一的“察院”担任监察御史,强烈反对提升张尧佐,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言辞激烈,指责张尧佐平庸无能,品质恶劣,不仅不能提拔,现任职务也要罢免。面对包拯等谏官的“极谏”,仁宗感到张尧佐的事情很难办,想退一步,就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挺身来到仁宗近前,高声抗辩,连唾沫星子都喷到仁宗脸上。

  仁宗有些动气,对包拯等人说:“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

  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即回怼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

  仁宗无以辩驳,张尧佐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张贵妃迎上来打听,仁宗撩起衣袖,边抹脸边对张贵妃抱怨:“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就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至高至尊的皇帝被官阶只有七品的谏官如此当面指斥,如果没有仁宗的包容,何来包拯的千古直谏之名?

  四川一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府知府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府知府看了很害怕,这不是煽动他造反么?赶紧把读书人押送京城,请仁宗处治。仁宗却说:“这老秀才只是急于做官却始终当不上,才写诗泄愤而已,岂能因一句诗治他的罪?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读书人竟因此出任官阶为正七品、府衙管理民事、户籍的司户参军。

  其次,宋仁宗对天下百姓、宫中侍女非常仁爱。

  一天晚上,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酒楼在玩耍。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说: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仁宗回道: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辽国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宋真宗时宋辽两个签订的“澶渊之盟”中所规定的“岁币”,否则就开仗。仁宗派大臣富弼去辽国谈判,答应每年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维持了和平。不久有人上书仁宗,称富弼有罪。仁宗说,只要不打仗,有利于百姓,不敢爱惜财物。上书人说,财物不是取自百姓吗?仁宗回答:“财物的确取自百姓,但这些财物不是一天取来,不至于引起百姓困顿,但一旦打仗,不管胜负,却足以在瞬间造成民生凋敝。世上没有两全之事,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上书人几乎是无礼地反问仁宗:“这样会造成辽国贪得无厌,下次他们不要财物了,而是提出要陛下的独生女儿,又怎么办?”仁宗沉思良久,答道:“如果对社稷万民有利,我岂敢爱惜女儿?”

  有一年闹饥荒,地方发生了一些饥民偷、抢谷米、打伤粮店店主的事件,仁宗对此的看法是:“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下旨全部免除了饥民所犯的死罪。

  一天汴梁一位百姓到开封府报案,说自己的儿子刚刚结婚三天,就有人拿着宫中的指令把媳妇招进了禁宫,至今已有半月,还没有任何消息,请开封府给想办法。开封府知府范讽听后马上请示仁宗,请求面见。见到仁宗,范讽向仁宗汇报了百姓反映的情况,且说:“陛下不近女色,朝野共知,怎么应该出这个事?况且这位百姓的儿媳已经成婚,宫中将她强行纳进,怎么宣示天下?”仁宗说:“皇后曾说最近是有人进献了一名女子,姿色颇佳,但朕还没有见到啊。”范讽说:“如果是这样,请陛下这就把这名女子交给臣,免得陛下被身边的人欺蒙,为陛下招来怨言、诽谤。陛下在此当面把女子交给臣,臣回衙后立即当面交给百姓,不然陛下遭到的诽谤没法向天下百姓一一说清啊!”仁宗立即召来女子,交给范讽,由他领走。

  仁宗的宠臣王德用献给仁宗几名女子,谏官王素听说后进谏,劝仁宗放女子出宫。仁宗笑着对王素说:“朕是真宗的儿子,卿是真宗尊敬的宰相王旦的儿子,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世交。王德用进献女子的事确实有,这几个女子在我的身边跟我相处得很亲近,就留下她们如何?”王素说:“臣所说的正是怕她们跟陛下亲近。”仁宗听了脸色大变,命令身边的宦官:“马上给王德用进献的女子每人支领三百贯钱,让她们立即从内东门出宫。事情办好了马上回来报告。”王素说:“陛下既然同意臣的想法,也不必这么着急,等陛下回到内宫再打发她们也可。”仁宗说:“朕虽然贵为帝王,但人情和百姓也是一样的。如果回宫后打发她们,看到她们哭哭啼啼,恐怕会不忍让她们走啊!卿稍待一会,等人回来报告吧。”隔了很长时间,宦官回来报告,宫女已经出了内东门。仁宗听后,离坐而起,很是动容。

  有一次,宋仁宗在宫中散步,时不时的回头看,回宫后,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回答:“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第三,仁宗对宋真宗刘皇后非常仁义。

  仁宗的母亲李氏原是民间女子,很小时父母双亡,被迫到一座尼庵出家。宋真宗的皇后刘娥到尼庵烧香,发现李氏面貌娟好,性情温和,就将李氏带回宫中,做了自己的侍女。后来因刘娥很长时间没有生育,建议宋真宗临幸了李氏,生了仁宗。但仁宗出生后,刘娥就将仁宗抱走,自己抚养。这就是是民间演义“狸猫换太子”的“本事”。

  “狸猫换太子”自然是子虚乌有,但刘娥从此断绝了李氏和仁宗的联系,却是事实。但刘娥并没有虐待李氏,而且对仁宗一直当亲儿子抚育,极其慈爱,仁宗也一直把刘娥当做亲生母亲,直到刘娥去世,才知道刘娥与他有夺母之恨。

  仁宗刚开始知道母亲被迫与自己一世分离,非常愤恨。但当深入调查,得知刘娥在生前没有迫害自己的亲生母亲,而且在李氏去世后以皇后之礼厚殓了李氏,采取措施保留了李氏的遗体,并开棺查验生母的入殓情况,确认生母并不是传言中的遇害身亡,理解了刘娥,且回想起刘娥对自己的慈爱和养育之恩,特意在刘娥灵柩前焚香祭拜,哭着说:“自今以后,大娘娘一生清白了!”以太后应有的礼仪厚葬了刘娥。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出现了“仁宗圣治”的局面,被后人盛称为“史上最好的四十年”。嘉祐八年(1063)三月,54岁的仁宗去世,“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全城百姓主动罢市,恸哭很多天,甚至是小孩子和乞丐都赶到大内钱烧纸钱悲哭;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市民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仁宗去世,甚至影响到了偏远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仁宗;仁宗去世的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宋仁宗是赵祯的庙号,在帝王谥号越来越长,失去盖棺定论作用以后,庙号基本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仁”是儒家士大夫追求的“修齐治平”里的最高理想,而其付诸理想得以实现的方式,就是“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辅助“仁君”以达天下。

  说实话,宋仁宗治下的北宋时代,并不是一个以“征服”和军事扩张强国的“盛世”,也不一定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的升斗小民的“盛世”,而是一个士大夫理想中的“盛世”,基本达到了皇权于臣权相平衡,相尊重的程度。宋仁宗执政的时代,是一个官僚主义繁荣发展的时代。

  所以宋仁宗的庙号,在士大夫眼中,就是一个“仁”,一个作为帝王的最高评价。但他的“仁”并不一定就是大家所理解的那种“铁腕政治强人”,而是一个有点优柔寡断,缺乏恒心的“心软”的皇帝。

  这样的皇帝,确实很适合做一个守成之君,但“君臣共治’未必就是一件好事,毕竟“臣”这个群体,是一个固有的剥削阶级,也是宋代政治的症结之所在。

  宋仁宗足够“仁”,所以范仲淹组织的“亲历新政”很快无疾而终,说到底,还是他的支持,在遇到强大阻力的时候,他本人就毫无意外地退缩了,在面对宋代日益严重的“三冗”问题上,他的表现也只能说马马虎虎,勉强维持,解决不了问题,却也没有把问题带入更加严重的局面。

  当然,单纯从道德角度上而言,宋仁宗堪称道德楷模,儒家对于“君子”的要求,他几乎都达到了,无论是在律法上,还是在赋税上,他都极大程度上做到了体恤人民,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勤俭节约的好皇帝。在用人方面,也十分具有政治才能,充分能知人善用,本人脾气也好,甚至能够忍受当堂被大臣指责。

  如果你是一个宋朝的士大夫,那必然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宋仁宗,并感激这个时代拥有这样一个皇帝。

  但是,以宋朝所面对的现实环境而言,宋仁宗的“仁”却不足以带领大宋走出历史困境,但很遗憾的是,他之前之后的皇帝们,都没有类似于唐太宗那种远见卓识,以及决策能力。

  赵家的天子似乎从赵匡胤以后,都极度缺乏一种皇帝的重要素养,就是决策能力,宋代社会重文轻武,乃至抑武的风气,大抵就是这种决策不断受到文臣影响的缘故。臣权的不断扩大,使得中国社会的尚武之风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人人以“唱名东华门外”为荣,以从军征战为耻,乃至于极端地打压武人的生存空间。

  乃至于到了宋仁宗时期,这种风气以及政治格局,随着宋仁宗的:“仁”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的“仁”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文臣们打压武将的嚣张气焰,狄青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哪怕在其支持下能够以武人身份执掌枢密院,却也在仕途上遭排挤,人格上被文臣压一头。

  总而言之,宋仁宗的“仁”有其“仁治天下”的一面,却也有着促进士绅阶层文臣打压武人局面形成的一面。文武不能并重,双方不能相辅相成,或形成平衡,势必会走向一个难以挽回的局面,比如尚武的唐朝,因武人藩镇而亡,而落到宋朝,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文人拥有太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导致了宋代军事受到了极大制约,而最终葬送了北宋。

  宋仁宗确实是千古仁君,他和汉文帝,明孝宗三人是历史上没有污点的帝王,宋仁宗死的时候,百姓和乞丐都自发为其烧纸送葬,更难能可贵的是,敌国皇帝辽道宗耶鲁洪基听到宋仁宗的死讯后竟然大哭,还未他修建衣冠冢纪念他!宋仁宗的仁慈名副其实,只不过文治武功不足为奇!

  近期《清平乐》热播,让宋仁宗(1010年- 1063年)赵祯又火了一把。作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史书中对宋仁宗赞赏有加。《宋史》中就曾称赞他:“‘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说宋仁宗知人善用,其在位期间名臣辈出,国家安宁,经济繁荣,是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守成贤主”,无愧于“仁”之称号。

  然而,今天我只想换个切入角度,一则力求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二则探究一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念之下宋仁宗赵祯内心的“小算盘”。

  宋仁宗是在章献刘太后过世之后才实际掌权的。这位害死他生母的“太后”,在世期间一直对赵祯进行着压制。乾兴元年(1022年),由于赵祯的老爹真宗突然驾崩,他自己当时又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刘太后便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朝政大权。

  有记载称,起初刘太后也曾承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但或许是权利欲望太盛,又或者怕自己尚处有生之年就被仁宗“打击报复”,事实上,直到赵祯二十多岁,刘太后也没有将朝政交还给他,而像范仲淹、宋绶、林献等一众朝臣反却因坚持奏请太后还政而屡遭贬黜。

  最终,在宋仁宗23岁那年(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崩了。多年积攒的不满让仁宗急于消除太后在朝堂上残余的势力。基于这一目的,年轻的仁宗刚掌权后便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将朝臣进行了大换血,太后用过的人一概裁撤,之前劝太后还政而被罢黜的人全给找回来委以重任。第二件事,则是废黜章献太后为其选立的皇后。

  虽然以上两件事都是为了肃清刘太后的余戚而必须做的,然而,如果我们将以上两件事与之后的史实联系在一起看,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纵观废后一事的整个过程,却显得有些过于曲折了。

  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促成仁宗废后的关键人物是代表宰执一派的吕夷简,而但其却在仁宗亲政之初被短暂得罢黜了宰相之位;屡次上疏竭力阻止废后的人,却又是代表台谏一派的,被仁宗在掌权之初重新召回朝堂的范仲淹等人。废后成功后,宋仁宗竟再次将范仲淹、孔道辅等人罢黜出朝,以期阻断朝野上下对废后的不满所带来的压力。然而,在此之后,历史再一次反转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决议改革,再次罢黜了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史称“庆历新政”。

  仔细揣摩宋仁宗这种矛盾的举措,不难感受到宋仁宗的一些真实想法。

  首先,对于郭皇后,她是太后给仁宗选定的,废掉其身份无疑可以起到消除太后余威的作用。

  其次,对于吕夷简(宰执)等人,在废后一事中更像是仁宗的“挡箭牌”。

  至于范仲淹(台谏)等人,则是由于在仁宗掌权初期的得势,使得台谏实力在朝的影响力不断增大。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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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十个月皇帝,给朱棣治丧几乎6个月,也就实际做了4个月皇帝。

  原因就是他是文官扶起来的,这么定谥号是给文官自己一个表彰。后来就是明朝第一昏君好圣孙朱瞻基了!

  看错题目了,宋仁宗还是此件不错的。。

  宋仁宗是名符其实的一代仁人之君,逝世后连敌国都披麻戴孝纪念他,可谓千古仁君。

  宋朝衰败正是从宋仁宗开始!

  因为过于仁厚,宋仁宗录取的进士比例是最高的,这是冗官的巅峰!

  宋仁宗坐视狄青被人污蔑,还要假惺惺的掉两滴鳄鱼泪!

  总是在战和两端犹豫不决,致使西夏坐大,遗祸子孙!

  

宋仁宗是不是真的名符其实?

  对文人太好了除了得了一个仁宗的名头,对百姓全无裨益!

  看似仁君,其实一事无成!

  他只是个守成之君,并无雄才大略;他只想维持现状,并无进取之心。他对忠臣仁义,对奸臣也仁义,他对百姓仁义,对敌国也仁义,据说他死的时候,本国的百姓和敌国的百姓都为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只能算是个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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