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服饰文化博大精深，每个朝代的服饰都有它们各自不同的特色。服饰发展到后期，已不再单纯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御寒需求，通过服饰更多的反映出了每个时代不同的文化特征。

　　在两汉之前，对于人们的穿着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人们的穿着必须严格按照礼制礼仪与伦理道德的标准。而伴随着越来越多文化的兴起，进入魏晋时期以后，关于服饰方面的礼制色彩开始不断减弱，随之越来越多的反礼教色彩不断增强。

　　此外人们最开始对服饰的要求也大多局限于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而到了魏晋时期服饰则主要倾向于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说到魏晋时期的服饰特点，不得不提到就是服妖的现象，虽说这一现象早在魏晋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但却在魏晋时期得到普遍的盛行，并且这一现象也逐渐由原来的被排斥到慢慢被人接受，甚至还在这一时期颇受推崇和称赞。

　　人们对衣服最直接最基本的需求源自遮羞与御寒的需要，伴随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赋予服饰的礼制礼仪的色彩越发浓厚，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从西周以后，服饰不仅被当成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同时也成为了人们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

　　这样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东汉后期，而到了魏晋以后由于社会的风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妖”这样一个曾经被视为天下兴亡，时代变迁的征兆却在这一时期显得再正常不过。尤其是在《世说新语》中，更是对这一味道礼制的服饰行为以及其所蕴含的内在精神给予了肯定甚至是赞美。纵观中国的服饰文化，可以说魏晋时期的服饰是相对自由洒脱的，当然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现象密不可分。

　　什么是“服妖”现象？

　　“帢”是出现于魏晋时期的一种经过多次改良的帽子，这种服饰在以前被当作“服妖”，是不符合礼制礼仪的，甚至有人认为这种服饰的出现是一种凶象。

　　但在魏晋时期这样一种服饰却得到了广泛的流行，甚至被魏晋人当作一种用以表达政治意识的工具。尽管颜帢在当时已经算的上一种比较前卫的服饰风格，但在更加先锋的魏晋名士的眼中它却早已过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东晋以后，通过对颜帢进行改良，已经出现了更加潮流前卫的“无颜帢”，所以在这一批先锋名士眼中再戴着陈旧古板的颜帢就显得非常陈腐了。

　　由此也可见，魏晋时期对于服饰已经有了更多的追求，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死板的传统服饰，且敢于反击礼制，冲破礼制，通过服饰来寻找精神层面的更高需求。

　　而除了帢以外，魏晋另一个非常普遍的服妖现象就是只穿单衣单衫。

　　同样的，在魏晋以前的朝代中，只穿单衣单衫也是不受礼制伦理所允许的，甚至有人将这一现象与国家的兴衰相联系，认为之所以一个王朝会倾覆都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不合礼制的行为。而到了魏晋时期则不再这样认为，魏晋君臣只穿单衣单衫的行为也经常可见。

　　晋孝帝自年少时起就有在冬天白日穿单衣，晚上盖厚褥的习惯，谢安曾劝谏其注意养生之道，而晋孝帝却以昼动夜静的规律来反驳他。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晋孝帝在穿衣方面已经能够注意到生活实践而非死板的礼制规定，君王尚且如此，这也让魏晋时期的穿衣风格更显理性。

　　除了理性以外，这一时期穿衣也更加的随便与自由，这一现象则更多的体现在了士族文人身上。而士族文人在穿衣上的随心所欲，更多也是为了摆脱礼教的束缚，他们将服饰行为当作一种抒发个性的工具与途径。

　　此外魏晋时期还非常流行着宽衣大袖的服饰，也曾经有人研究过这一行为发生的原因，但经过研究发现几乎都是比较客观的因素，而实际上士族名士爱穿宽大衣裳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其能够表现出名士洒脱高逸的风采，这同样也是一种精神层次的追求。

　　据说在孟昶还未发达的时候，曾看到王恭身披着一件十分飘逸华贵的鹤氅裘，当时正值初雪的天气，他却看起来如此的洒脱安逸，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孟昶被其迷人的风采所震撼，不禁感叹。然而在此之前裘本是用以御寒的一种服装，后来却因其珍贵与特殊的面料而被魏晋人用以修饰仪表。

　　此事以后，孟昶便记挂于心，一日便以御寒的理由向谢安讨要皮裘，却被谢安无情戳穿，谢安直言他并不是为了御寒而是为了摆阔显贵，若真是要御寒，皮裘还不如棉花来的暖和。由此也可看的出魏晋人喜爱宽大的氅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他追求更加高逸洒脱的风采。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服妖现象外，魏晋时期的木屐也是名士衣着特征比较明显的一项。每每提及木屐，人们总是会联想到现代的木屐，但实际上这两者并非同一物，不论是在外观造型还是在用途上二者都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它之所以被称作木屐是因为它是由木头制成的，鞋面的系带与脚连接，同时在底部有一个突起，这一突起也被称为足或者齿。

　　但也有人认为屐齿也并非都是底部突出的部分，也有的是指鞋头向前翘起的一种齿状物，后一说法在我国出土的木屐实物中也得到了证实。同理，这样一种怪异的服饰同样也被视作“服妖”的一项。在魏晋时期名士颇爱此物，穿上木屐能够赋予他们更加洒脱飘逸的气质，当然在传统人士眼中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违反传统礼教精神的行为，然而对于敢于冲破礼教束缚的魏晋名士看来却并不在乎。关于木屐对于传统礼教的造成的冲击，从以下故事中也能够体现。

　　据说魏晋时期有一个人因为畏惧显贵的权势，每每见到显贵都必规规矩矩的穿上履行礼，可当这位显贵死后，这人便如出笼之鸟，当即便穿上了木屐，露出傲慢的姿态，此人便是王献之的兄弟。后来显贵的家人再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时，他们更是表现出不屑，扬长而去。

　　从王献之兄弟的前后行为对比中可以看出，他们通过穿木屐来传达轻慢，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传统礼制的亵渎。要知道按照当时的规定在正式的场合中是必须穿履的，否则便会被视为失礼。当然也正是因为木屐与履的不同，木屐更加随意洒脱，而使的许多魏晋时期的反礼教人士都将弃履服屐当作一种放达洒脱的行为来争相效仿。

　　总而言之在魏晋时期存在众多的“服妖”现象，这种现象因为士族阶层的崛起而被不断普及，并由原本不受世人接受的反礼教行为，逐渐变成了一种被人们争相效仿的潮流。当然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几种服妖现象以外，还有包括“裸袒”“执麓尾”等等的服妖现象，从这些行为现象中也足以看出魏晋名士高逸洒脱的性情。魏晋名士对于精神层次的追求除了表现在服饰方面外，还体现在饮酒、服药等等方面。总而言之，魏晋名士是一个放达洒脱的群体。

　　晋朝女性的服饰分为帔、裤褶。帔类似围巾，披在颈肩部，交于领前自然垂下。裤褶为北方各民族多游牧民族，善骑射，常年涉水草，故以衣裤为主，即上身着褶，下身着裤。史称“裤褶服”。其服式如汉族长袄，对襟或左衽，腰间系革带，在裤管处膝盖下紧紧系扎，方便利落。男女皆服，可作日常服用。

　　在晋朝，人们的穿着和身份的高低有关，贵妇一般都是穿大袖衫，颜色鲜艳，而一些婢女的服饰没有这么艳丽，但也不单一。服饰的特点为：对襟，束腰，衣袖宽大，下着条纹间色裙。

　　1、东晋南朝服饰上承汉魏下启隋唐，是联结汉魏衣冠与中国中古服饰的重要环节。晋室偏安江左“衣冠南渡”，汉魏服饰系统得以很大程度地保留，继承以汉族服饰为主导的华夏服饰之正统，这种“正朔相承”的礼仪服饰系统，同样沿袭至南朝。

　　2、东晋南朝继承了汉魏祭服、朝服的基本制度，仅在服饰细节上做出细微改变。晋室南渡，把中原汉魏常服也带到了南方并逐渐与南方当地服饰融合，承袭东晋的南朝常服吸纳了北方服饰因素，继而产生新的南方常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