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比起那些与帝王将相有关的，“颠覆历史大事件”的考古发现来，下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考古发现，不但带来了新的历史认知，更足以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的科技经济文化，有个全新的理解。

　　一、陕西汉中石门隧道（东汉）

　　古代交通条件落后，但凡王朝立国，都要卷起袖子修路，放在崇山峻岭的路段，往往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那能不能把坚硬的山体打开，开出平直且节省人力物力的隧道来？火药问世以前，这简直是个不可能的高难度。

　　但陕西汉中市北17公里，汉代连接川陕的交通要道“褒斜道”上的一个“小山洞”，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石门隧道。

　　石门隧道，开凿于东汉永平四年（61），全长16.3米，宽4.2米，可以供两辆车马并排通行。别看只是这么一条“短途”，它却是在陡峭的七盘山山体上，直接打开这样一条隧道。令“褒斜道”的这一路段，整整缩短了50公里。更为奇迹的是，这个被打通了隧道的七盘山，整个山体由坚硬的山石构成，别看只是十六米长的隧道，要凭传统的开凿方式，一米也别想凿动。

　　以现代学者的研究公认，这条奇特的隧道，采取的是两千年前先进的“火烧水激”技术，即先用柴火加热石壁，然后泼浇冷水使山体炸裂，再进行跟进开凿。就凭这中国独家的硬核技术，打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于通车的穿山隧道。

　　而比起今天常“圈粉”的“金缕玉衣”等汉代精美文物来，知名度比较低调的“石门隧道”，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自东汉年间开凿成功后，这条十六米长的隧道，不但长期是连接川陕的黄金要道，更叫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乘兴疾书，汉魏时代多少名家诗人，都在“石门隧道”石壁上留下佳作，刻写在石门隧道上的“汉魏十三品”，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珍品，今天依旧收尽中外名家的膝盖。

　　其实最值得铭记的，哪里只是石壁上的文人妙笔？更重要的，是这条曾经的黄金通道，撑起的强国记忆。

　　二、东汉广陵王玺金印（东汉）

　　1981年2月，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的几名村民，无意中在当地甘泉二号汉墓发掘后的土堆里，挖出一枚两厘米多高的“小东西”。南京博物馆鉴定后，结果惊了众人：这么一个先前被考古队差点当垃圾扔掉的玩意，竟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东汉广陵王玺金印。

　　东汉广陵王玺金印，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广陵王刘荆的王玺金印。这座金印全身以黄金浇铸，仅重122克，高2.12厘米，做工无比精美。这也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境内唯一一枚汉代诸侯王印玺，考古价值十分重大。

　　但其更重要的价值，却是终止了“老邻居”日本国内，一场持续近两百年的争论：日本的国宝“汉委奴国王金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以《后汉书》的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位于今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曾“奉贡朝贺”，然后汉光武帝刘秀就“赐以印绶”，即把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赐给了“倭奴国”。但这件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在日本国内却不见任何文献记载，直到1784年，一名农民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刨地时，无意中把这价值连城的“金印”刨了出来。

　　但接着一个世纪后，即19世纪末，关于这枚“金印”，却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当时的日本，经过近代的维新图强，迅速走向了强大，看待中国的态度，也从昔日的“仰视”变“俯视”，欺负中国都欺负成习惯了，怎么还肯承认这段“向中国朝贺”的历史？于是从近代开始，不停有日本各色“专家”振振有词，咬定说“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假印。

　　而这些“日本专家”最得意的依据是：你说这“金印”是真的，可从中国到日本，出土过第二枚没有？汉朝有没有这印，都还是两说，怎么可能“赐”给日本。

　　但东汉广陵王玺金印的出土，却终于给了这类论调，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样，“东汉广陵王玺金印”也是诞生于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甚至诞生只差一年。两颗印无论制作还是形制，都是高度近似。1989年日本福冈亚太博览会上，经南京博物馆同意，两颗“金印”联袂登场，在全世界面前亮了个相，实锤的事实，叫所有的反对声从此哑然——“中国赐日本金印”这事儿，别管日本人记没记，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儿！

　　以这个意义说，这确实是一枚给海外“文物兄弟”，乃至中日两千年关系，漂亮“正名”的“金印”。

　　三、安西榆林窟《锻冶图》（北宋）

　　北宋中叶，党项人李元昊创立的西夏强势崛起，在宋辽两大强国间扑腾拳脚，不但稳稳站住了脚跟，还叫宋仁宗年间的北宋，结结实实尝到了“陕西三大败”。这么一个人口有限且国土贫瘠的“西夏王朝”，为什么能如此强横？固有的观念里，都认为这个政权野蛮且经济文化生产落后，就靠骁勇善战立国。但一幅特殊壁画，却揭开了另一个真相——安西榆林窟《锻冶图》

　　安西榆林窟，是著名的“敦煌壁画”的重要组织部分，西夏时代也曾进行开凿绘画，这幅《锻冶图》正是反映西夏日常冶铁劳作的重要画卷。画作上两个铁匠持锤捶打铁砧，一个工匠推拉着双扇木箱。生动的一幕，也带给后人另一个重要信息：画面里的双扇木箱，可以通过互相推拉，让铁炉长久保持高温，整个劳作过程也十分先进。这意味着，看上去“落后”的西夏，却掌握着中世纪最“高精尖”的冶炼技术。

　　如此强大的冶铁工艺，也在西夏“老对手”宋朝的文献里得到了印证，常年与西夏打交道的北宋名臣田况就曾叹息：西夏军队的盔甲“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北宋文学家晁补之的诗里也形容，西夏士兵的刀剑“青萍拔鞘堂生风”，可见何等锋利。这是一个强刀坚甲武装到牙齿的强悍对手。

　　而同时期的北宋呢？就是在田况叹息西夏盔甲“坚滑”的庆历年间，北宋名臣贾昌朝就大骂宋军兵器“多脆状，造之不精”。另一大臣张方平更怒斥“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也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兵器，都是残次品。由于“冗官”“冗兵”等各种因素，号称“科技先进”的北宋，造兵器就是这么坑。

　　以这个意义说，“北宋打不过西夏”这事儿，哪里是“先进打不过落后”？一群拿着破铜烂铁的宋军，对阵坚甲精刀的西夏军，结果？闭眼就可想。

　　四、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明代）

　　中国古代的贵金属里，黄铜曾是出名昂贵的奢侈品。东汉三国时期，中国的黄铜只能从中亚西亚国家进口。宋代时虽然摸索出了制法，但冶炼黄铜必须的材料——锌，却是十分难得。锌在中国被称为“倭铅”，由于其沸点只有907度，因此极难获得。而在明朝以前，最先掌握“蒸馏炼锌”技术的印度，才是世界上最强的“产锌大国”。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的“炼锌”技术却终于完美超车。《天工开物》里记载的“开炼倭铅”工艺，技术领先同时期的欧亚各国上百年。但这技术，究竟是停留在理论上，还是真做到了？长期以来也常有“海外专家”提出质疑。但一个全新遗址的发掘，却漂亮回击了这类质疑：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

　　冶锌遗址

　　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分布在丰都至忠县的数十公里的台地山坡上，背靠着齐曜山丰富的燃煤资源，更有发达的水路运输条件。特别是其中的“忠县临江二队”遗址，占地面积一万五千平米，拥有完备的“堆煤坑”“炼锌炉”“蓄水坑”“拌泥坑”等“全套装备”，整个的生产布局与《天工开物》完全吻合。已发掘出的六个“冶炼厂”与十个“炼锌炉”，更见证了其空前强大的生产能力——锌，这个古代的“昂贵材料”，在这里可以规模生产。

　　正是凭着如此强大的产业规模，明朝中后期起，中国本土的黄铜产量大量增加，价格也急剧暴跌。这个曾经的奢侈贵金属，被广泛用于兵器制造、制钱、天文仪器制造等各个方面。硬核的“中国锌”技术，支撑着中国古代史上，那一段辉煌的时代。

　　或许这，才是这些考古发现，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回味。

　　参考资料：李仲均，李卫《我国古代的栈道及隧道》、肖碧瑞，李大地《世界考古冶金奇迹》、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南京博物院《广陵王玺”金印?》、新华网《小印章见证大历史》、李绍强《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根据这批秦简里的法律规定，陈胜吴广被发配渔阳，在大泽乡因雨被阻，是不应该被砍头的，最多也就是鞭笞而已。

　　殷商时期青铜器的Pb同位素组成高度放射性，国内唯一与之Pb同位素组成吻合的铜矿峪铜矿的Pb、Sn含量与殷商青铜器十分不吻合，表明国内的铜矿都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的产源。殷商青铜器的Pb等时线年龄约为20~25亿年，表明来源于太古宙克拉通地区，存在可以制造青铜器古文明的太古宙克拉通地区仅有北非地区，即古埃及。这表明，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铜的原料产地为古埃及。

　　当然是石峁遗址。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历史观总认为甲骨文不曾记录的历史就是传说 。甚至受左翼史观的影响，认为上古时期乃是一荒蛮社会，甚至怀疑否定世代相传的古书古籍。但是这次石峁遗址的发型完全是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村，从2011A.D.开始挖掘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年。这座具有四千年历史的古城堡面积是北京紫禁城的四倍。周长十几里的石砌城墙高度当时应该在四——五米以上，且已经具备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城墙形制，尤其重要的是石峁古城已经拥有后代城墙所具备的瓮城、马面，被认为时间要晚的多的陶寺和二里头，却没有类似瓮城或马面这些设施，直到东周时代拥有瓮城或马面的城墙才再次出现在诸侯卿大夫的采邑上。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史前考古遗址，石峁遗址包括城墙、宫殿、房屋、祭坛和墓葬等。而早在近百年前，神木一带，尤其是石峁古城就出土了大量玉器，当地的贫苦农民曾以这些玉器换取粮食。但是精美玉器却是大量散乱埋入城墙，玉器的风格、用料遍布全国，包括了陶寺、良渚玉器。可见这不是一个尊玉的族群。而那些玉器被藏在城中也许是一种对这些玉器原先拥有者的一种。

　　此外石峁遗址的核心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返现了三十多件石雕，而且有一些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这些石雕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以减地浮雕为主，雕刻内容可分为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这些石雕雕刻水平水平不一，风格不同，比如有一些画面长度近三米，以中心正脸的神面为中心，两侧对称雕出动物和侧脸人面，体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当然另一些石雕就要粗糙幼稚许多，明显说明了这些石雕来自于不同的地区。负责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孙周勇氏认为，这些石雕可能来自其他更早的高等级建筑，系“旧物新用”，在修砌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也就是说那些精美的石雕定然是来自于一个或若干个更加古老更加繁荣的文明。

　　到现在为止，石峁遗址的究竟是何代邦国已经有了多重假说，比如有人根据高大完善的石砌城墙，推崇这也许就是夏朝的前身“崇”的遗址。而崇的初代邦君就是传说中大禹的父亲，曾经为民请命而盗取天帝息壤的鲧。鲧是中国历史上始造城郭的第一人。《世本》载：“鲧作城。”《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另《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淮南子· 原道训》更是给出鲧作城池的高度：“昔夏鲧作三仞之城。”可以看出他筑的城墙为三仞之高，按照周朝的长度单位推算，一仞为八尺，三仞也就是两丈四尺，高度正好与石峁遗址城墙的高度相似。

　　石峁遗址的发现，证实了中国历史的悠久，也证实了古代文献的真实。而更古老更辉煌的历史，也定然仍旧在在某个角落静静的等着我们去拜谒，揭示给后人更多的秘密。

　　石峁遗址。

　　砌在城墙之中的玉璇玑，应为“齐家文化”的产物。

　　石峁皇城台遗址南护墙上的石雕。工艺水平相差悬殊，应当是来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明。

　　十多年前，曹操墓出土的陪葬品，直接改变了人们此前对曹操的看法。那么曹操墓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真实的曹操又是如何？。

　　这还得从曹操墓被发现的传奇经历说起

　　二十一世纪初，一年春节河南安阳的一个小村，在除夕夜忽然听到一声怪响，因为恰好过年乡亲们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春节过后，村民老徐发现自家田地，奇怪地出现了一个直径一米多宽，深不见底的大坑。看着大坑边上的新土，联想到除夕夜那声怪响，直觉告诉他，肯定和古墓有关系。

　　他连忙就上报给乡里，乡长和老徐看了大坑后。乡长让老徐填实了坑口，加派了人手对这里的巡查，可是过了几天后，老徐发现本来填好的坑口，又变成了一个大坑，看来那伙人并没有放弃这座古墓，后来乡长听乡民在私下说，这下面的古墓空间很大也很神秘。

　　乡长感觉这事不简单，立刻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在附近正在进行户外考古作业的专家潘伟斌，他想要是让潘伟斌辨认这古墓到底是啥来头，潘伟斌因为手头比较忙，也就安排了几位工作人员过去拍了照，不过当他看到大坑照后。

　　很强烈的有一种好奇心，想去一探究竟这座古墓到底有什么，让这伙人三番五次地盯着这里。过了几天，他带着手电筒顺着麻绳就下了大坑，可是刚下了五六米就感觉到了底，所以他松开了绳子，可没想到绳子一松开，脚下的土却一软，

　　人轱辘的就滚了下去，当他触碰到了点一面墙，听停下来后，此时手电筒也不知丢到哪里了，他顺手一模地上，去摸到一个会动和冰凉冰凉的活物，他吓了一跳以为是蛇，连忙快速地缩手，接着够到了自己的手电筒，打开手电一照，原来地面是一片的癞蛤蟆。

　　他在用手电筒，往顶上一照，才发现这古墓很高很大，自己是在老徐填坑的封土中滑下来的，而他用微弱的手电筒观察了洞里，并且在洞中爬行探索，传过了一个拱门后，发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墓室，他在古墓来回查看是，却忽然听到古墓上方喊老潘，老潘的声音。

　　他才看了一下手表，发现自己在古墓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就尽快地回到了来时的坑口，随着绳子爬了上去，坑口的乡长老贾，看到了潘伟斌出现，心里的大石才落下，而他询问了潘伟斌这古墓如何时，潘伟斌根据自己的多年考古经验，分析为是东汉末年的王侯墓，这个判断让老贾忽然联想到了当地曹操传说，他猜测这会不会是曹操墓呢，那么这个乡长为何有这个想法，难道他知道曹操古墓的秘密？

　　一个乡长怎么会猜测这古墓是曹操的？

　　其实乡长老贾，在刚来这里做乡长的时候，就听说当地的村民，偶然之间发现了一块墓志，这种墓志铭叫做鲁潜墓志铭，里面注明了曹操的古墓就在附近，他曾经找来了鲁潜墓志的拓片研究，在鲁潜墓志中，就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墓的方位和距离。

　　并且在历史上，曹操曾经在《终》令《遗》令中，明确交代了自己身后事，还在临终时，吩咐自己的歌姬们，要经常到铜雀台上，想着自己的西陵子载歌载舞，还明确吩咐后人，自己的陵墓在西门豹祠的附近。

　　而历史资料和鲁潜墓志，还有这个大坑的东汉末年王侯墓结合起来，让他推断这座古墓是否就是传说中的曹操墓呢？有了这个疑惑，他才有了这个推测，但是这个发现因只是推测，却无法证实，而因为这个是王侯级别的古墓，按照当时的情况是要保护而不是考古发掘，所以此墓只能让乡长进行有效的保护措施。

　　本来这事也过去了两年后，却意外地因为一次事件，迎来了转机，原来当时意外得到了一块古碑，而根据摸到古碑的那人交待，古碑的来源就是在西高穴村的那座古墓里，此事引起了重视，同时潘伟斌也得以再次进入到古墓中，进行更详细的勘探，这次勘探的结果，断定这座古墓肯定就是东汉末年的王侯墓，并且古墓已经出现了扰动，所以为了保护古墓，按相关的手续，申请了抢救性的挖掘，

　　这样西高穴村的古墓终于有机会解开他的迷一样的身世，而经过了发掘也断定了它就是传说中的魏武帝陵，也就是曹操的陵墓。

　　经过了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后，古墓出土了大量和曹操有关的文物，在专家整理古墓的文物时，得出许多结论也改变了我们以前对曹操的看法，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曹操，那么古墓改变了我们对曹操那些传统的看法呢？

　　第一：关于曹操漳河建立了七十二疑冢的传说

　　首先这种古墓的发现，并且最终在专家确认了墓主就是曹操后，改变了我们一直认为的曹操建立了七十二个疑冢的说法，并且对照古代的历史典籍记载，确认了曹操陵墓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西高穴村的魏武帝陵，

　　那么关于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七十二疑冢：‘令后人知吾葬处，为人所发掘。曹操建了七十二座大墓的传闻是怎么来的呢？

　　经考古专家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这个说法开始在北宋时期。其实在北宋时期，宋朝人对魏武帝陵墓的位置是记载非常清楚的，特别是三国末年的曹爽和司马懿之间的高平陵事件，就明确地说过曹操墓葬的位置，而在后来的考古中，出土的后赵鲁潜墓志、北齐杜达墓志、王敬妃墓志、唐代柏道墓志都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墓的准确位置。

　　特别是在唐朝时期，李世民写的《祭魏太祖文》明确标记了，“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并且在宋朝的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就耗资巨大，保护修缮魏武帝的高陵，从侧面是也说明了曹操陵墓，在哪里是谁都知道，并不是一个秘密。”

　　而在曹操临终的连番下令中，就能看到曹操是公开告诉了子孙，自己要安葬在那个位置，所以他压根就没再去设置疑冢。更不会在自己的墓葬中使诈，根据后来的考古发现，确实高陵里面的很多文物和文献资料是能相对应的。

　　但是为何从宋代以后，人尽皆知的魏武帝陵墓，却忽然被人遗忘和消失了呢？专家推测，一是曹操陵墓的过简朴，加上因为没有在上面有厚土和封树，所以在后来一段时间内，或者是金朝时期，曹操墓就渐渐被世人所遗忘，

　　因为曹操墓忽然的消失，反而引起了许多文人墨客的关注，曹操生前因设置过摸金校尉，所以民间开始有了“漳河七十二疑冢”的传说流传。特别就是金朝的杨奂在《山陵杂记》将这事说得很言之凿凿：“曹操没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加上了金朝后期，曹操墓的消失，所以才有了这个让世人疑惑的离奇，当然现在考古确认这个是子虚乌有传说而已。

　　第二：真实的曹操是一代豪杰，还是像三国演义说的那般狡猾？

　　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曹操，在许多的影视剧和舞台上，受明朝的罗贯中作品的影响很大，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笔下的曹操，给人印象就是是一个狡猾的枭雄。但是经过本次的考古发掘，在魏武侯古墓里出土的一些文物，展示真实的曹操其实和《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大相径庭，反而非常接近三国志中的记载，专家再根据历史资料的梳理，发现曹操在宋朝以前，人们对他的口碑，依然是赞不绝口。

　　可是到了宋朝以后，人们对曹操的评价发生了变化，正是宋朝开始，曹操豪杰的形象向着枭雄的角色过渡，其中两个人影响最大，

　　第一是砸缸的少年英雄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中，对行伍出身的曹操，既给与了曹操的统一北方功绩和个人优秀品质高度评价，可是也书中肯定了他“枭雄”说法。大文豪苏东坡也曾经在《前赤壁赋》中点赞过曹操，说他是“故一世之雄才也”，但也吐槽曹操的遗言是“非英雄之语，乃女子之状”，并且他在《东坡志林》中记载，宋朝人日常在聊三国的旧事，说到了三国，只有一说刘备败了，众人都很伤心；可一问曹操败了，众人又反而很高兴，可见北宋当时的民间，已经对曹操印象不佳。

　　但是司马光毕竟还是正面的，对曹操形象影响最大的，还是南宋的朱熹，作为理学的创建者的奠基人之一，朱熹理学提倡的就是忠孝仁义，曹操在当时对汉献帝的做法，朱熹认为是非常不妥当，而南宋也因为屈居江南一带，许多文人墨客，将金朝和蒙古对比成三国时期的曹操，并且宋朝是以文制武，从这开始曹操在民间的形象就变化很大，而明朝继承了南宋和元蒙的思路，对曹操的印象已经固定下来，所以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才和宋朝以前差异如此之大。

　　其实东汉末年的曹操，能够历经大小几十战，终于统一北方，他的能力和魄力，也被唐朝的李世民认可，李世民偶尔还自称“阿瞒”，对曹操的评价“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到了明朝，因为三国演义写得太好了，再加上近经过了几百年的文化沉淀，导致至今我们印象中的曹操，就是个乱世的枭雄，

　　潘伟斌希望对魏武侯陵的考古发掘，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是如何的。那么这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概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曹操生活又是如何的呢？

　　第三：证明了曹操一生非常的节俭

　　潘伟斌的研究结果表明，曹操可不像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样，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证明曹操一生是诚实和节俭之人。曹操一生甚少做三国演义中那种狡猾的事，也没有在死后布置过“疑冢”，更没有进行过秘密下葬。

　　并且依据《三国志》的记载，曹操遗令自己的墓葬要找一个“必居瘠薄之地”，这样的做法，其用意是为了不占良田。并且曹操交代了自己不但要安葬在，“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他还一改两汉厚葬风俗，强调自己的陵墓要“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在当时都是一个创举，毕竟虽然曹操自己没有称帝，可从曹丕后来的让汉献帝禅让能看出，曹操已经完全有称帝的资格，只是他没有去这样做。所以曹操的陵墓被后世称为魏武帝陵，来源也是在这里。

　　那么曹操为何要提倡薄葬？

　　根据专家的推测，主要原因有二个：

　　第一:曹操一生非常节俭，除了自己提出节俭也要求上行下效。主要的原因还是东汉末年，因为连连的相互征伐，当时的田地遭到了严重破坏，曹操使用了各种的方法，复兴东汉末年的经济和人口，同时以身作则提倡节俭，这样一来才给曹丕的魏国奠定了强大实力和经济基础，但是曹操时期的东汉末年，缺少汉朝那种厚葬的实力基础。

　　在《魏书》就曾经记载，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三国志·卫觊传》也同样记载过，“武皇帝之时，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

　　特别是哟古额典故，曹植的发妻崔氏，就是因为穿了锦绣华丽的衣服，被曹操看到后曹操令人送她归西。而曹操在临终时，吩咐皇后卞氏，啥也不带下去，只是带上早已经做好四箱子春夏秋冬的寿衣就可以，并吩咐卞氏让后宫的人，闲暇时自己编织草鞋和衣服去补贴家用。能看到曹操在生活中是相对节俭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东汉末年，董卓、曹操等人，为了解决粮草问题，组建了历史上著名的摸金校尉，对于厚葬的结果，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手下将领郝昭，临终和曹操做法一样，告诉儿子，“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可见当时曹操和手下想法都是一致的，就是坚决不厚葬。

　　第四：解密了曹操经常头痛的根源

　　曹操经常隔三差五的头痛，在《三国演义》中是人尽皆知的事。其实这并非虚构，而是真实的，在《后汉书·华佗传》记载：“曹操积苦头风眩”。对应的在《三国志·华佗传》的说法是：“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后，头风未除。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

　　关于曹操头风病的病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曹操工作压力大，精神压力大，工作过度使他生病。也有人认为是是各种病其他的症状引起的。可是潘伟斌对曹操高陵的考古中，却在实物中得出了另外一番的解释，给世人解密了曹操头风病根源在哪里。

　　当时在高陵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位年龄在60岁左右骨络，经过了对比资料，曹操临终时是66岁，在年龄上是非常的接近。并且还提出了DNA提取过数据，表面这人就是曹操。

　　经过对专家曹操的一番仔细研究，证明了曹操确实是患有头风病，并找到了他经常头痛的真正原因。专家指出，曹操的头痛是因为严重的龋齿，引发的三叉神经痛，导致经常会出现偏头疼。

　　他详细阐述过考古的研究结果：“曹操的多颗牙齿被蛀空，牙冠部分基本不存，牙齿磨损相当严重，还出现了虫蛀现象，有虫洞深入到了牙床，导致引起了周期性的三叉神经痛，经常需要护理，而在古墓中出土的一块奇异的石枕，也证实了当时曹操治理头风病的方法，就是将石枕加热到一定程度，他枕在颈部，因为颈部的血液循环顺畅了，曹操的头痛就会减轻。

　　小结：

　　考古专家潘伟斌说：大多数文学作品、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对他的描述都不准确，扭曲了他的形象。其实曹操就是这样一个人，事实胜于雄辩，我希望我们能通过实物和观察判断来了解真正的曹操。”

　　河南安阳西高穴村，偶然和幸运出土曹操的魏武侯陵，里面的许多考古文物和石碑，确实用实物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曹操，能看到曹操一生征战多年，墓中石碑记载曾经他带着许多自己的兵器一起下葬，同时曹操可能有代汉之心，因为在古墓中，发现了只有天子规格的十二个陶鼎，这些文物给我们展示了曹操的一生，也改变了我们一些多曹操的看法，或者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能找到更多关于曹操一生经历的文物，借以证明，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你对曹操有什么看法呢？

　　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在进行市纺织厂的基建时发现了三国时东吴名将朱然之墓。朱然在三国时代似乎存在感并没有那么高，但他曾与潘璋擒杀关羽，又随陆逊打败刘备，也算是东吴的的大人物了 。

　　经考古鉴定，朱然墓是迄当时为止长江中下游区域已发掘的300多座东吴墓葬中最能反映东吴最高统治集团墓葬特点的一座大墓。墓室虽早年被盗，但许多随葬的精美漆器幸免劫难。在140余件出土文物中，有部分还被列为国家一级珍品。

　　看上去是不是并没有太厉害？

　　朱然墓中发掘的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文物却不仅震动了中国考古界，并且震动了日本全国。

　　我们都知道，木屐算是日本文化中一件非常特殊的存在，被日本人视作传统文化中的国粹，舆论一直以来都认为漆木屐是日本人最早发明的。

　　但在朱然墓中却发现了一对漆木屐，和当代木屐样子差不多，通过朱然墓漆木屐的发现，证明了木屐不是日本发明的，二十在中国通过唐文化东传到日本，最后被日本逐渐使用。

　　在朱然墓发现了这种木屐后，日本方面还多次请求将其运到日本展览，在很多日本人看到了在中国出土的木屐后，都纷纷表示诧异，以及那不可避免的尴尬。

　　但自2002年起，日本人再想看这对木屐，就没那么容易，必须到中国来了。这对木屐在2002年，已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一共只有64件，全是国宝。

　　史记上记载，秦始皇本来想立扶苏，然后赵高和李斯沙丘之谋，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让胡亥篡位，勒令扶苏自尽。这段历史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前段时间北大竹简发现了《赵政书》里面有石破天惊的发现：

　　昔者秦王赵正（政）出游天下，至白人（柏人）而病，病笃，喟然流涕长太息，谓左右曰：“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

　　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秦始皇出游得病之后，觉得自己不行了，让手下众臣推荐继承人，结果李斯、冯去疾推荐胡亥，秦始皇同意了，于是胡亥就做了天子。

　　这实在非常的颠覆认知。虽然这个《赵政书》也是个孤证，需要进一步考究是文学性大一点呢，还是史学性大一点，但是其所言倒也不无道理。自古以来帝王出巡，太子或者跟着一起出行，或者坐镇首都监国，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太可能放到边疆去领兵。所以扶苏不太可能就是秦始皇内定的接班人。而秦始皇不带其他的儿子专门带胡亥，就算不说一定要立为太子，但是至少说明秦始皇对胡亥是有偏爱的。

　　即便如此，沙丘之谋还有一个最大的真实性的漏洞。那就是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史记的原文：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

　　沙丘在邢台广宗县，距离山东德州的平原县，从地图上看，大约相距150公里，按照古代皇帝巡游的速度，这个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考虑到秦始皇当时正在生病，大概要四五天才能到。难道赵高，李斯就知道在平原得病的皇帝一定会挂掉，所以压着诏书不发？如果皇帝真的恢复了过来，一旦问起，赵高岂不是灭门之罪？

　　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抠字眼，说皇帝是在平原津生病，后来病很重了，临要到沙丘了才发诏书，这么解释倒是可以。

　　但是即便如此，诏书内容又如何解释了？『於丧会咸阳而葬』这七个字怎么也看不出，秦始皇想要传位给扶苏的意思，顶多只是说自己不行了，让扶苏准备回去，在咸阳给他出殡。秦始皇的时代，没有什么柩前即位这一套，传位不传位总要有一个交代。

　　而秦始皇在什么时候立的胡亥呢？根据《赵政书》，是在柏人。柏人和广宗（沙丘）都在河北邢台，但是两者相距七八十公里，并且从平原津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地图：

　　平原在山东在东边，秦始皇发现自己病重就往回走，结果走到柏乡县的时候不行了，立胡亥，然后走到沙丘彻底挂掉了。这一路按照现在发达的交通，也有253公里，在秦朝只会更多，也就是说秦始皇从生病到死，也撑了十天左右，这十天里面，赵高和胡亥想要彻底的掌握秦始皇，并不容易。

　　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结合赵政书和史记，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秦始皇想立的是胡亥，群臣想立的也是胡亥，但是秦始皇知道自己不行了，就下诏给扶苏，让他到咸阳准备给自己出殡。但是在李斯和赵高看来，扶苏手握三十万大军，又有蒙恬扶持，如果把皇帝病重的消息泄露出去，扶苏又有长子的名分，难保不会先进了咸阳，加冕正位。那个时候扶苏名分在手，就算胡亥手握始皇遗诏，也毫无办法。

　　于是赵高和李斯扣住了通知扶苏的诏书，密不发丧，火速奔往秦朝的中心咸阳，抢先登基称帝。称帝之后，矫诏处死了扶苏这个定时炸弹。这样一来，整个过程就非常符合常理了。

　　李斯和赵高为什么能够肆无忌惮？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拥有大义的名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述的偷天换日之谋恐怕是莫须有，有的只是向扶苏隐瞒秦始皇死讯，以期让胡亥先入咸阳的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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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看到的一些资料，被考古发现颠覆的人们以前认知的历史事件主要有下几个。

　　一、孙武和孙膑、《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孙武和孙膑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孙膑没有著作流传于世，所以无孙膑其人，同时也就认为《孙子兵法》就是《孙膑兵法》，是同书而异名。《史记》虽有关于孙膑的记载，但不足为据。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说明孙武和孙膑并非一人，而是两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并非同书而异名，是两本不同的兵法。这就彻底改变了人们以前的认知。

　　二、关于“七损八益”。“七损八益”最早见于《黄帝内经》。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七损八益”是对药理或对病理的解释。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天下至道》里记载，“七损八益”讲的是“房中术”，与药理和病理毫无瓜葛。

　　三、关于“烽火戏诸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西周的

　　欢迎打开历史宝藏，一起来读考古那些事儿。（约500字，阅读需2分）

　　在我国的神话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两个部落首领发生了战争，共工在战斗中处于劣势，一怒之下，他就撞断了支撑在天地之间的不周山，瞬间天崩地裂，洪水滔天。

　　这就是史料记载中的：“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幸好女娲炼化五色石，补了天裂的口子。

　　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直到考古工作者在距今4000到5000年前的良渚文明考古遗址中发现了洪水冲积层。

　　洪水淤积层下稻田区的发掘现场

　　被洪水淤积层所覆盖着的良渚文化水稻田

　　来说一个陈胜吴广起义的故事吧。大伙儿看看怎么回事？是不是考古人员又在打陈胜、吴广的耳光。

　　我们上学的时候应该都读过、背过一篇文章吧，叫《史记·陈涉世家》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熟悉吧。里面说到，陈胜吴广起义是因为“失期”，失期就要被宰，所以陈胜吴广就揭竿而起了。

　　但是！但是！

　　1975年11月，在湖北省孝感地区云梦县出土了一批秦竹简，出土的亲简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等。

　　而恰巧，秦律里面有关于“失期”惩罚的记载。

　　什么意思勒？就是说征召不去的，要罚款价值2套铠甲的钱，预期3-5天的要斥责，迟到6天的要罚价值一个盾的钱，失期超过十天的，要罚价值1套铠甲的钱。但是如果因为下雨天气等原因失期的，免除处罚。（个别字可能翻译不是很准确）

　　大伙儿看出毛病没有？

　　《史记·陈涉世家》里面记载，下雨天，失期了，就要被宰杀，而出土的秦律里面却说下雨天失期是免除责罚的，甚至最高责罚也是罚款，与课本记载的完全相反。

　　这算不算打脸？

　　不过这里面还是有漏洞的，到底是秦律出错还是秦律的规定只是故作仁慈，实际并未执行，还是陈胜吴广故意扭曲法律，为鼓动起义而故意夸张了徭役迟到的惩罚，亦或是秦二世修改了秦法。

　　虽然这次出土的考古文物，不能就这么推翻《史记》的记载，但是里面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瞎想的空间

　　颠覆认知的多了，我们的认识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掘中深化，并逐渐接触远古。比如我们什么时候有面条，喇家遗址的小米面条。夏商就有的陶水管，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有幸在整理室拼对过，真的是薄，良渚发现了大型水利设施，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创造了多个中国建筑史的认知，最早的用瓦建筑等等。榫卯结构，河姆渡。铜禁很神奇，失蜡法等等，中国古人的智慧超乎想象，有些构造之精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斗拱，可以有那么多种，所以，对中国，对中华民族要有文化自信，要有文化自觉，文明绵延不绝，秀丽于世界，不可不伟大。

　　三杨庄遗址发现的厕所